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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事与随想:开心斋与赤心斋

发表时间:2016-09-09 22:35:29来源:阅读:
“三年困难灾害”时期,人们自愿削减粮食定量,与国家共度时艰。

本文摘自:中国网,作者:王学泰,原题:《往事与随想:开心斋与赤心斋》

“三年困难灾害”时期,人们自愿削减粮食定量,与国家共度时艰。作为大学生,首当其冲,我减到34斤。按说这个定量也不算少了,可是当时几乎一切“进口”的东西都要凭票,十七八岁的男孩的肚子就是无底洞。郭沫若的名诗《天狗》,“我是一条天狗,我把月来吞了,我把日来吞了,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,我把全宇宙吞了”,多么豪迈,一进食堂,这种诗兴,也油然而生,有同学高声朗诵:我把饭来吞了,我把菜来吞了,把锅碗瓢盆吞了,我把“一平勺教授”(一位掌勺打菜的师傅,过于严苛,一开饭便高呼“菜一平勺”)吞了啊!“食色”二事是生物的最基本需求,得不到基本满足极易出事。于是校方领导强调“劳逸结合”,课程缩减,不留作业,鼓励少看书,强调多在宿舍躺着,时时查看自己腿上、脸上浮肿没有。一有浮肿马上送到校医院给以“糖豆”(半斤古巴糖、一斤黄豆)进补。学生也真是聪明,不久发现多喝盐水小腿就会肿,于是腿肿者激增。一些骗得“糖豆”待遇的,回到宿舍开怀大笑,传经授业。很快“浮肿”的人数超标,此待遇取消。那时还提倡多想愉快的事,高层人士(如政协)常开“神仙会”,“神仙会”上无非是吃吃喝喝,说说笑笑。记得当时报上还登过,侯宝林在政协“饭局”上为大家讲“焊拉管”的笑话。上面既开风气,下面自然紧追。舞台银屏也发生了变化,喜剧类作品火了起来。像京剧的《三不愿意》、《花田错》,评剧的《花为媒》,话剧的《一仆二主》(意大利哥尔多尼)、《聪明误》(俄国亚格里鲍耶陀夫),巴西的《伊索》,中国的《群猴》、《抓壮丁》、《三块钱国币》……国产喜剧电影不用说,就是翻译影片也以喜剧为多,如阿根廷的《大生意》(卖马粪兜),西德的《神童》、《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》,西班牙的《马歇尔,欢迎你》、《影子部队》,每一个都会让你捧腹不止。天桥的撂地相声没了,可是“前门小剧场”、“迎秋”的“曲艺”(相声为主)是10分钟两分钱,随进随出,以时间计价。北京曲艺团在此献艺。当时有些老名家还在,如高德明、绪德贵、佟大方等。不久前过世的相声名家赵振铎、赵世忠那时还是小青年,赵振铎永远是衣履俨然。天津曲艺团也到北京演出,票价1元,与人艺话剧等价,但节目真好,张寿臣、马三立不仅让你笑,更让观众懂得相声可以有品位。“笑”的高峰出现在1962年春节,北京电视台(当时没有中央台,北京台就是中央台)推出的一台“笑的晚会”。侯宝林自然是最引人瞩目的,主要节目是“化妆相声”《空城计》。主持人是“人艺”的喜剧演员方琯德。记得,他上台自报家门:“我是悲剧小生,常常对月伤怀,迎风流泪……”便引得万众轰然。大环境自然会影响小环境。也许北大、清华、科技大之类的名校不受这种氛围的干扰,而我们北师院不同。这个学校有几个特点(我只说1960年代初)。第一学生多是北京人,三天两头回家,易于受到社会氛围熏染。第二,1960年代初,高考招生录取政策是根据家庭出身和考生表现分为四等:1。可录取机密专业;2。可录取一般专业;3。降格录取;4。不宜录取。北师院是二类院校,当时进入北师院属于“降格录取”者不少。有同学自嘲说:好学生都被北大、清华招完了,杨伯箴(当时院长)才去扛个大笊篱把我们这些“渣滓”捞回来。因此,进了师院,许多人心灰意懒。另外,我们文科,想满分和不及格都难。好歹混混就能过关。师院食堂门口有个北京区县全图,离城最远的(约有三四百里)是怀柔北端的“喇叭沟门”,同学们等开饭,常在这里指手画脚:“乡村男教师”喇叭沟门见(1950年代有苏联样板电影《乡村女教师》)!本来读书兴趣不高,此时更是各有所求了。当时外校同学评论师院“男同学讲吃,女同学讲穿”(每次迎外宾,师院队伍是在最显著的位置上——钓鱼台门口,那时欢迎队伍往往长达数十里)。其实男女同学也有在一起的活动——在公共教室“打麻将”,而且往往是挑灯夜战,直到就寝铃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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